中国哲学论文10000字范文_中国哲学业论文指导

  导读:中国哲学10000字论文应该如何撰写?写作毕业论文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来说,意义都非同凡响的,只有通过了学校的毕业论文考核,那么才能顺利毕业,本论文分类为中国哲学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几篇中国哲学10000字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中国哲学论文10000字范文(一):中国哲学与更宽泛的哲学话语:西方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对中国哲学文章的收录论文

 

  摘要:在西方,大量刊载亚洲哲学研究论文的一般性哲学学术刊物十分罕见。近年来,虽然研究儒家和佛教的学术文章在刊载数量上有了显著增加,但研究亚洲哲学的文章在西方一般性学术期刊上的刊载数量依然不景气。造成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在西方期刊中低发表率的原因之一,是合格且合适的评阅人少之又少。很明显,当下把亚洲哲学排除在更广泛对话之外的做法,会让哲学研究疆域拓展付出代价,因为如果我们不熟悉更多类型的哲学研究方法,我们可能很容易被诱导,很轻易地忘记我们自己的“哲学问题”受到我们自己历史背景的深远影响。哲学有太多研究领域好像只满足于在坚果壳内的存在,研究者将自己视作有限空间里的王者,假如能够跳出我们的区域界限,看得更远一些,我们很可能会感觉到我们的哲学疆域还太过狭小,而这会对我们有益。

 

  关键词:中国哲学研究;亚洲哲学研究;西方哲学学术期刊;西方汉学研究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1.01.14

 

  评价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现状的指标无疑是多元的。在有些方面,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比以往更加繁荣活跃。我们依循很多生机勃勃的阐释范式进行研究,也在各种不同范式的应用中引发关于各种范式之间必然会有的对立的讨论。中国哲学的更多层面被英语学术界接受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涉及中国哲学的新的专业期刊和比较期刊开始出现,重要的通用哲学资源,如《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哲学指南》等,会定期增加与中国哲学相关的条目。中国哲学研究甚至可以说拥有一些其他哲学研究领域所不具备的优势。比如,该领域的研究学者身份多元,其中包括研究哲学相关领域如汉学和宗教学的学者。这种多元化有助于该研究领域在方法论上保持活跃。

 

  这些发展值得肯定,但要特别注意的是,上文所述繁荣发展的几个标志大多都在中国哲学这个专业领域之内。如果我们选择去看看中国哲学是否已很好地融入哲学这一大的学科,那就很难不失望。只要看一下已然成为评估该领域标准的这一项——美国授予哲学博士学位的项目中专门招收中国哲学研究博士生的博士生导师数量,就会一目了然。与十年前fe4279d2515cc95f08200cdbb3755637bd5f0e50730ba3b7d9dc4852144941fe相比,目前包含中国哲学的博士项目并没有增加。这同过去一样令人遗憾。不过,我在此想要细究的是一个很少被提及,但却可能与收录更多中国哲学研究的论文同等重要的问题,即该研究领域的文章在非专业期刊的发表率问题。通过一个简单的假设对比,就能很轻易看到这一问题。

 

  假设杰克和梅布尔二人都是伦理学学者。杰克的研究师承亚里士多德一脉,他得到亚里士多德观念的很多启发,并且将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运用到自身理论的建构中。梅布尔的研究与杰克类似,但师承儒学一脉,她运用儒学早期的观念或认识进行现代理论的建构。两位学者都以类似的方式在几个方面从事伦理学研究,从古代思想中汲取灵感,推动当代伦理哲学的研究,但是,他们的文章受众却远不会相似:杰克最近写就一篇文章,他的文章有多个平台可以发表,从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专业期刊,再到各类专门刊登伦理学或哲学研究论文的期刊,不一而足;相反,梅布尔的文章出口却有限,因为绝大部分援引儒家观点的文章只会刊登在研究中國哲学或亚洲哲学的专门期刊上。这种情况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兴旺发展乃至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有很大影响,这是我下面要探讨的问题。但首先请允许我先离开这一假设对比,列举一些数据,并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一、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数据

 

  在当代哲学领域,有很多专业期刊。根据目标读者或潜在读者将这些期刊归类,是个棘手的问题。此外,哲学研究领域还有这样一些期刊,它们既可以被定位为专门哲学研究期刊,但又没有被限定应该包含哪些哲学内容,因此也可以被定位为广义哲学领域——如伦理学或哲学史——研究期刊。表面看来,这些期刊内容涉及哲学家普遍感兴趣的话题或从事某个专门哲学领域研究的哲学家会感兴趣的话题。这些期刊也会对广大的哲学研究受众进行预想,以确定自己要向读者提供的内容。为方便分析,我将把这些期刊称作“一般性学术期刊”。我感兴趣的是分析在多大程度上这些期刊能刊载援引或研究中国哲学或更宽泛地说亚洲哲学的文章。

 

  在确定要将哪些相关期刊纳入分析范围时,我只是希望能找到一般性学术期刊相对有代表性的一些,以此来研究那些通常被认为特别有影响力的期刊。首先,有必要在分析中排除一些期刊。例如,尽管我希望自己的分析能涵盖几个哲学史研究的一般性学术期刊,但《哲学史》《哲学史档案》《英国哲学史杂志》等都在其用稿说明中明确指出它们只接受研究西方哲学史的相关文章。所以我的分析中所涵盖的期刊样本,都是没有明确限定只发表研究西方哲学文章的一般性学术刊物。这些期刊中的大部分都在其用稿说明中表述要致力于出版高质量哲学研究文章,在方法论、渊源和思想流派方面兼容并包。

 

  在选择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内容方面,我采用哲学家指数(PI)数据库检索了下文所包含的所有数据,并将对每本期刊的检索限定为文章,将书评或讨论稿等排除在数据之外。在进行期刊文章检索时,我用了四个关键词——“儒家”“佛学”“道家”以及“印度”。因为在我看来,这些是在很多亚洲哲学研究文章中必然会用到也最可能用到的关键词。自然,这些关键词无法涵盖所有的研究内容,但它们确实代表了中国哲学研究最集中的领域,反映了一般性学术期刊文章中最有可能使用的术语。为了更加突出数据之间的对比,我采用了“儒家”和“佛学”作为分类对比的对象。如此一来,我所收集的数据在下述几个方面存在局限:数据库中PI的内容截止到我进行该项研究的时间,即2015春季;采用的搜索词条是一些方便频繁使用且适用范围广的词汇。虽然有这些局限,我想得到的数据是有意义的,能够反映一般性学术期刊中亚洲哲学的文章收录现状。我首先列表统计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发表亚洲哲学文章的总体情况,下表中所列包括检索期刊名称、期刊所发表亚洲哲学研究文章的数量,以及该时段PI数据库中收录的每本期刊所发表的文章总量。

 

  从上表可以看出,大量刊载亚洲哲学研究论文的一般性哲学学术刊物十分罕见。《哲学与现象学研究》的数据明显异常。它的刊载数量之所以突出,是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几十年中,该期刊刊载关于印度哲学的文章数量相对较多。不过,1976年后,该期刊刊载的亚洲哲学研究文章只有三篇,且最新的一篇出现在1993年。更值得注意的是,以10年为一个统计区间,期刊上刊载研究亚洲哲学文章的数量,并没有显现出增量的变化。我再列表对研究佛学与儒学的文章刊载数量进行样本对照,从这里看出研究亚洲哲学的文章刊载率呈现引人注目的指数增长。把上表中的期刊刊载数量与下表中的数据相对比,结果令人吃惊。简而言之,虽然研究儒家和佛学的学术文章有了显著增加,但这些文章在西方一般性学术期刊上的刊载数量依然不景气。

 

  在这种以每十年为一个区间的统计中,儒学和佛学的研究文章发表数量一时间里既令人鼓舞又令人沮丧。数量的增加对于哲学研究自然是有益的。因为学术研究中这些领域的可查阅研究论文数量的增加既可以加深我们对于这些传统的理解,也为我们带来了哲学的研究视角。不过,令人感到沮丧的是,这些成果并没有进入更宽泛的哲学对话,并没有受到更广泛的哲学研究者所关注。事实上,这些研究领域可供查阅的期刊文章的大量涌现直接得益于我们分析的这一时段一些专业期刊的创办。确切地说,《东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杂志》《道》以及其他期刊的出现,对于亚洲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一个专业领域要发展繁荣,专家们需要一些能进行有效对话的平台,需要对既定的讨论话题有基本的了解。然而,倘若仅限于此,专家们的对话很有可能变得完全私密,脱离更宽泛的哲学话语体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一般性学术刊物似乎一直止步不前这件事情变得关系重大。这种停滞表现在这些期刊目前对于亚洲哲学研究论文的接收情况与20世纪50年代时差别不大。

 

  当然,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我所描述的止步不前以及对于亚洲哲学研究论文的排斥都没有道理。毕竟,有人可能认为,许多亚洲哲学领域的研究论文参考的都是一些离当代较远甚至有些是古代的资料。与此同时,除了一些哲学史期刊,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的定位大都在关注当下的哲学问题。这些期刊,是大众的,同时也是当下的,因此不太可能刊登引用古老资料的文章。我认为这一特点的确与很多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对自身使命和范围的定位相吻合。但是,倘若由此就得出以下结论,认为不依赖和不刊载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只是各期刊使命的良性差异所造成的自然结果,那就错了。看看这些期刊在对待其他引征古代资料的文章时的做法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同我在之前的假设对比中所做的一样,我在下表中还是用亚里士多德作为参照。下表中呈现的数据是引征亚里士多德观点的文章相对于引征亚洲哲学资料的文章在期刊中的刊载频度。

 

  假如不愿意刊载引用古老资料的文章足以解释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在一般性学术期刊中的缺席,我想,我读到的研究亚里士多德或引用亚里士多德观点的作品会明显比我们在上述表格中所看到的要少得多。当然,亚里士多德不只是古老历史中的一个奇人,他对当代理论研究也有可用之处,这可以部分解释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些期刊中。不过在此我不会去质疑这个问题,我只想说,同亚里士多德的学术资源一样,亚洲哲学学术资源也有与当代学科的关联之处,也可以为拓展长期以来哲学界争论的问题以及研究课题贡献富有成效的新颖哲学话题或焦点问题。换句话说,正如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可以为我们现代人所用,亚洲哲学中的许多观念也同样会对我们有益。正因为如此,上述对比结果的意义需要再次强调如下:我们在一般性哲学学术刊物中可以查阅到的,只是关于一位古希腊哲学家的研究文章数量,而这就要比所有能够查阅到的关于亚洲哲学研究的所有文章数量还多。这些亚洲哲学研究文章,代表的是亚洲几千年历史中数百位的哲学家以及多元的文化地域和不同的学术传统。从西方哲学研究的历史看,其长期专注研究传统的西方哲学经典,亚里士多德超越整个亚洲可能不足为奇,让人吃惊的是这种状况持续之久、影响之深远。

 

  二、解释因素

 

  只是认识到亚洲哲学研究文章在普通读者刊物中的比例偏低并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倘若认为这一现象解释起来轻而易举,我认为也是错误的。任何全面的解释我自认非我力所及,我在此不做这样的努力,只提出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得自我与哲学研究领域一些同行的对话以及我与上述几个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编辑的通信交流。

 

  首先,尽管我承认传闻的解释力有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亚洲哲学的学者在向一般性学术刊物投稿时并不少见“就是这个样子”之类的遭遇。比如,一个期刊就以亚洲哲学研究文章退稿速度快而知名。亚洲哲学研究文章在这里常常遭遇无理由退稿。也有一些期刊会发给评审意见,但这些评审意见暴露出评阅人对于来稿所用的资料并不熟悉。有些评阅报告怪罪作者没有陈述评阅人所熟悉的有限的资料内容,无论这与文章主题和论点多么不相关,好像每一篇研究佛教的文章都必须要讨论“空性”,这种坚持就好似在说,只要讨论康德,就一定要谈论“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此外,还有一些评阅报告指出,无论作者想要推出什么观点,作者只能变通或在某个熟悉的西方哲学家观点上作出改进——我们将这种做法称为“不能改变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来证明这一点吗?”式拒绝——这就好像绞尽脑汁改写一些西方哲学家(任何西方哲学家!)的观点,与应用观点自然明确、论点充分讨论过的,但编辑却不熟悉的材料相比,会更可取一样。这些传闻中的经历表明,一般性哲学学术刊物中亚洲哲学研究文章发表比例偏低至少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接下来我尝试展开来讨论这里的一些问题。

 

  在这些简单粗暴直接拒稿的例子中,很显然期刊对于研究亚洲哲学的文章相当不感兴趣。确实,文章发表过程中会有直接拒稿的情况,但当期刊编辑不了解稿件征引资料或者因文章的惯用语而直接拒稿,还是会令人担忧。对编辑不熟悉领域的作品进行系统的直接拒稿是有问题的,因为判断的基础不可能是正确的。与其系统性地作出迅速的退稿决定,期刊宣传自己的征稿范围及其兴趣方向,即在用稿说明中向撰稿人明示自己只刊载援引西方哲学研究资源进行研究的文章,也许更为合适。事实上,我认为假如刊物能够公开声明其只对征引西方哲学资源的文章感兴趣,对于哲学研究来讲是件好事。然而,在與哲学研究期刊的编辑以及哲学研究同行们的交流过程中,我自己的感觉是这对于期刊来说算不上什么问题。更加普遍的问题是传闻中所反映的评阅意见的问题。

 

  如果因为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在其期刊上的刊载率低而责备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的编辑,我想这既是草率的,也是不公平的。许多情况下,对于编辑来说,重要的是负责做好对论文评阅人的回应,这也是他们通常应该做的。我推测,亚洲哲学研究论文所面临的问题,是因为合格且合适的评阅人少之又少。一般性学术刊物处理亚洲哲学研究论文来稿要面临双重挑战:1.在处理研究资料时,评估来稿是否资料充实,征引诚实,这项工作本身需要另外一位专家来完成;2.评价来稿的可用性和适用性,看其是否适合一般读者,也就是其可读性与相关性,该论文是否适合期刊的一般读者。我认为,这些在专家间流传的评阅人意见传闻表明了要面对这一挑战困难有多大。编辑们可能对相关领域专家的熟悉程度极其有限。毕竟,美国从事亚洲哲学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鉴于这样的挑战并不经常出现,要找出哪些非专业领域评阅人既能在原则上接受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又能在评阅中写出有益的评阅报告,殊非易事。

 

  有一个因素,可能能够保证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在被投稿给期刊时会有更好的结果(有更多论文被采用以及虽有拒稿但评阅制度改善),即在期刊的编委中增加一位亚洲哲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尽管对这一做法能否改变现状证据不足,但是有些证据能够证明其有作用。《价值观研究杂志》的主编约翰·哈克一赖特最近在其编辑委员会中增加了一名中国哲学专家——安靖如。重要的是,尽管该杂志此后并没有对亚洲哲学的研究文章来者不拒,但其刊载该研究领域论文的数量明显提高。1967—2014年间,该期刊只刊载过一篇亚洲哲学研究论文,但2015年,该杂志总共发表了7篇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另一份期刊《澳亚哲学杂志》的主编约翰·希泽林顿在其编辑委员会中也增加了一名中国哲学研究学者——赖蕴慧。这些做法让人看到了希望。它们表明这些期刊愿意增加亚洲哲学研究论文的发表数量,认识到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编辑与专家的协作。亚洲哲学相关专家加入编辑委员会可能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标志着杂志愿意接收亚洲哲学研究论文,而这种意愿,我想,由于此前这些做法的缺失以及亚洲哲学研究学者种种不愉快的投稿经历,很少有亚洲哲学专家会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这自然会引出另一个上文还一点也没有涉及的因素: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可能接收到的亚洲哲学研究论文数量少的问题。

 

  在与本研究课题所涉及的几位期刊编辑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期刊中的大多数很明显收到亚洲哲学领域研究论文的数量相对较少。很多编辑对此表示遗憾。然而,鉴于接受过亚洲哲学教育且可能从事一般读者接受的亚洲哲学研究的学者比例很小,所以,从许多方面来看,亚洲哲学研究论文投稿率低并不令人讶异。但是就此认为这是唯一且首要的问题还是太过草率。毕竟,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在近几十年间显著增多,但在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中这种增长没有相应体现出来。在这些期刊中,亚洲哲学研究论文投稿率并没有呈现增长趋势,这可能要归因于期刊过往的表现。也就是说,这些期刊在过往很少刊载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可能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它们所收到的这一领域的稿件数量。最主要的是,各类哲学家在从事研究时会倾向于给他们最常用的期刊投稿。由于一般性哲学学术刊物很少发表亚洲哲学领域的文章,专家们自然就不会认为他们的作品能在这些平台上发表。另一个更强有力的明证是,很少有哲学家会愿意把自己的文章投递给很少或从不发表“与我文章类似”作品的杂志,或者那些他们觉得对“与我文章类似”的作品有偏见的杂志。换句话说,这里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恶性循环:杂志中以往亚洲哲学研究文章的缺失会让其后的投稿者灰心丧气,造成其后更多期此类稿件投稿数量的减少。这种缺失持续的时间越长,潜在投稿者不但越有可能推断这些杂志对他们的文章不感兴趣,还有可能认为杂志对他们的论文有成见。需要明确的是,这一推论,可能不会在任何情况下理据都充分,不过鉴于哲学研究领域长期普遍存在这种偏见,而这种偏见已经影响到了哲学研究史,我们不得不对此表示担忧。在这一点上,若能跳出上述研究的一般性哲学学术刊物,去审视那些过去在这方面表现更佳的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会更有益。《希帕蒂娅》杂志和《宗教伦理学杂志》都因在发表亚洲哲学研究论文方面做得很好而引人注目。和上述提及的几家期刊一样,这些期刊在关注一般性研究领域(前者是女权主义哲学,后者是宗教伦理)的同时,也有意要在这些领域吸引更多的哲学受众。下表展示了这两家杂志1970年以来刊发亚洲哲学相关文章的情况:

 

  虽然《希帕蒂娅》杂志和《宗教伦理学杂志》都没有发表大量的亚洲哲学研究论文,但以上数据与我们想要或者应该期待的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的数据比较一致。两本期刊都发表了一些亚洲哲学领域质量很高的研究论文。更重要的是,两种期刊都显示出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发表率上升的迹象,而这也反映出亚洲哲学研究学者在亚洲哲学研究方面论文数量的增长。就我们得到的数据来看,在2000—2009整整十年间,这两份期刊发表的亚洲哲学的文章数量是我此前研究的14种期刊所刊发的此类论文总和的4倍。总之,它们是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如何将亚洲哲学研究领域的论文收入自己的刊物中,让更多的研究者看到更宽泛的哲学研究领域的典范。但是,至少相比《希帕蒂娅》杂志,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并没有就这一缺失作出什么努力。

 

  《希帕蒂娅》杂志的主编萨莉·肖尔茨指出,期刊为了吸引亚洲哲学领域的投稿,在许多方面做了大量努力。除了在编委中招募亚洲哲学领域的学者,保证征引亚洲哲学资料的投稿能够交到合适的评阅人手里外,杂志还积极扩大期刊的阅读受众。这就需要,比如,鼓励期刊的发行者向海外推广该杂志、扩大读者受众,以此来扩大其可能的稿源。同时,期刊也抓住机会与相关学者直接取得联系。比如,肖尔茨说,当她的一位研究生到台湾参加学术会议时,她“让其带了很多《希帕蒂娅》杂志的明信片,以及期刊征稿的一些信息”。结果,几位学者其后通过这些联系方式联系杂志,咨询投稿事宜。与此同时,肖尔茨还注意到,寻找和招聘专家评审人也会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受邀做审稿人的专家会意识到自己的专业研究得到认可,把邀请的期刊视为自己的研究论文发表的潜在平台。总之,在增加投稿量上,学术上更加完善的评阅流程能成倍提高效率。我想很多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发表率低的期刊,鉴于他们以往的做法,想要效仿《希帕蒂娅》杂志的成功之道,也需要进行类似的拓展。

 

  三、代价

 

  我对一般性哲学学术期刊出版模式作出分析的前提,自然是哲学研究领域的现状并不符合大众期待。我相信,这很显然也不符合研究亚洲哲学的学者的期待。当下把亚洲哲学排除在更广泛对话之外的做法,会让哲学研究疆域拓展付出代價,描述一下这种代价或许会有益。

 

  很多一般性哲学学术刊物排斥亚洲哲学研究论文,这一事实会造成一系列后果。只要这些期刊象征性地或实际上衡量一下哲学研究所重的是什么,亚洲哲学研究论文在哲学研究领域读者众多的一般性学术期刊中的缺失会传递一些隐含的信息。往好处想,这可能在大胆暗示亚洲哲学相对于期刊上刊载的内容来说是无关紧要、索然无趣或是没有说服力的。这里所说的“相对”,是指局限性更强、只研究西方哲学经典的哲学。往坏处想,这可能大胆地提示出哲学只是不包括亚洲传统的哲学,哲学研究在亚洲哲学无法企及的标准上进行。最令人震惊的是,任何关于亚洲哲学不重要或者亚洲哲学并不在真正的哲学范围之内的暗示,都是出于以下这种无知:由于亚洲哲学的种种观念在哲学领域一直很遗憾地没有受到重视,西方哲学界也没有良好的认识基础,能推断出亚洲哲学能给哲学研究带来些什么。如此一来,我们应该担心的是,亚洲哲学研究文章持续遭排斥的现状,不只是让这些研究领域的论文边缘化,更会使哲学本身在研究者及其研究范围上都受到极大局限。我认为,再次回顾一下我此前所作的伦理学学者杰克与梅布尔的假设对比,这点就显而易见。

 

  像杰克这样的伦理学学者,其伦理学的研究受亚里士多德观念的影響,其研究论文会有各种平台发表,而梅布尔,因其研究受儒家伦理观念的启示,则不会像杰克那样有那么多的平台来发表作品。这一差异会导致的结果当然是二人各自的职业前景不同。人生在世,会有不同的职业追求,获得工作,得到终身职位与晋升,还有其他的身份象征,比如获得研究基金或获得奖项。这些都会受到在最佳平台上成功发表论文的影响。只要行业内把在“最重要的”或“最顶尖”期刊上发表文章视为哲学家个人获取“最重要”“最顶尖”地位的最便捷的途径,我们就不能指望任何运用亚洲哲学资源进行出色研究的人在这方面获得成功。我认为,这些问题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尤其是,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哲学这门学科会为新一代年轻的哲学家制造职业进阶障碍,让他们对亚洲哲学提不起兴趣。另外,那些对亚洲哲学拥有执着兴趣的人,有时也必定会另奔他处,去研究其他领域,比如去从事区域研究、宗教学研究。然而,除了研究者的多寡与职业成就等问题,我认为我们更应该担心的问题是:这些做法对于哲学学科本身学术走向的影响。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般性学术期刊上刊载的东西会暗示出该专业领域所重视、感兴趣或关注的问题。一般性学术期刊会间接定义其关注的研究领域,一如一般性伦理学期刊会间接地定义伦理学本身是什么。重视期刊的定义方式同样有益。这里,杰克和梅布尔的例子也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解释。在我看来,依照哲学研究领域目前的结构,我们不可以,也许不能,把杰克和梅布尔看作学术研究上的近亲。无论他们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资料的久远等方面多么类似,换句话说,无论他们在除了征引资料外的其他各方面有多么相同,在我们目前的专业研究领域,都不会被视为伦理学家。杰克能够通过所谓的“伦理学学者”审核的可能性要大,而梅布尔很可能无法通过这样的审核。我们看待杰克与梅布尔研究工作的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于自己受众的定位。他们的文章能在哪里发表,这会改变我们对他们所从事研究的定义。我们认为伦理学家在伦理学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要成为一名伦理学家,研究论文应该为广大的伦理学学者群体接受,可以让他们查阅到,应当与伦理学学者们交流关于伦理的问题。而像梅布尔这样的伦理学学者,在这样的对话中大多数时候都缺席。人们不会认为其在从事伦理学研究,而会认为她专门研究的是中国哲学、亚洲哲学,或者更宽泛地说,非西方哲学。这体现出伦理学本身在学术思路上是有局限的。“伦理学”研究领域的对话很多情况下不会有梅布尔这样的学者参与,换句话说,对话中不会有来自超出西方哲学源头之外的挑战或评论。虽然我在这里不会提出这样的观点,但我要说,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出现,伦理学会有所不同。伦理学将会如何不同虽然只是推测,但至少,哲学会更为宽泛,确切地说,不仅在研究长期存在的哲学难题上思路会更加宽泛,在评价什么可以算作是哲学问题上也会更加完善。因为如果我们不熟悉更多类型的哲学研究方法,各种文化语境中产生的与我们的研究方法迥然不同的研究方法,我们可能很容易被诱导,很轻易地忘记我们自己的“哲学问题”受到我们自己历史背景的深远影响。只要看一下我们熟悉的问题如何以出乎我们意料的方式进行研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文化语境对于我们把什么视为哲学问题影响有多大。但同样明显的是,其他传统不会把我们的哲学问题视为问题,或者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当作非常重要的问题。关心哲学问题如何产生归根结底是关心哲学想象力的问题。我们的想象建构的东西可能只是建基于我们承继的建构模型,所用的材料通常是就在手边,唾手可得之物。如果我们能重视其他地方建构的哲学想象,很可能会开阔我们的想象空间。

 

  自然会有哲学家坚持哲学观点独立于文化或区域历史的立场,他们据此会否定不了解更广泛的哲学传统会让我们付出代价的看法。我无法在此展开回答此类反对意见。然而我认为,不去研究更宽泛的资源能够为研究指向带来什么不同,就提出反对意见,这一做法应该值得怀疑。事实上,就目前我们所定义的哲学的广度和综合性而言,更多地收录亚洲哲学研究论文能让我们很好地检视我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的自我欺骗。用《哈姆雷特》中的一句话说,哲学有太多研究领域好像只满足于在坚果壳内的存在,研究者将自己视作有限空间里的王者,好像西方话语所定义的哲学问题、优先顺序以及研究方法代表着人类的哲学问题、优先顺序特权和研究方法。就是这样。假如能够跳出我们的区域界限,看得更远一些,我们很可能会感觉到我们的哲学疆域还太过狭小,而这会对我们有益。

 

  中国哲学毕业论文指导(二):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11—2013年的转载文章看近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在回顾2011—2013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的转载论文的基础上,对近年来国内中国哲学史研究情况略作分析和总结。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重建中国哲学自我认同的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哲学的特质逐渐得到彰显,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渐渐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此外,如何挖掘中国传统思想的生态智慧,解决中国乃至世界面临的环境危机,成为学者关注的话题。

 

  关键词: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5-0096-006

 

  近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呈现出横向多极化与纵向深度化的发展态势。从出土文献的辨析考证到经典文本的创新诠释,从儒家义理的开显到道家思想的探索,从身心性命的探讨到理想之治的追问,可谓硕果累累、精彩纷呈。笔者在此不揣谫陋,在回顾2011—2013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的转载论文的基础上,对近年来国内中国哲学史研究情况略作分析和总结,以期对学界未来的研究有所启发。

 

  一、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的主要研究内容

 

  2011—2013年的《中国哲学》一共转载文章459篇,主要研究内容为出土文献、《周易》及易学思想、先秦诸子、宋明理学、近代哲学及现代哲学等几个方面。具体的论文数量分布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对先秦儒、道、墨、法等诸家思想的研究仍然是近年的重点,一共144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31.4%。其次是宋明理学研究,共98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21.3%。出土文献研究共18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3.9%。《周易》及易学思想研究共59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12.9%。近、现代哲学研究共60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13.1%。其他诸如中国哲学史通论、两汉经学、魏晋玄学、清代哲学等方面的研究文章共80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17.4%。下面笔者就根据部分重点转载文章对近年来国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作简要述评。

 

  (一)出土文献。简帛文献的研究,依然是中国哲学研究持续不断的热点。廖名春在《清华简〈保训〉篇“中”字释义及其他》中认为,清华简《保训》篇里的“中”,其义涵当为“和”。《保训》篇“中”的内涵与《论语·尧曰》之“中”、与中庸哲学里的“中”颇有不同,但在政治理念上,《保训》篇的“中”论与孔、孟的德治思想则是一致的。梁立勇在《〈保训〉的“中”与“中庸”》中也指出,《保训》的“中道”思想就是儒家的“忠恕之道”,亦即“中庸”。“中”的意思是内,指内心而言。《保训》“中”和“中庸”作为一种方法论,无论是从内涵、条件还是其适用范围来看,都是一致的。王中江在《简帛〈五行〉篇“悳”概念的义理结构》中认为,简帛《五行》篇以“直心”之“德”为出发点,为“仁”、“义”、“礼”、“智”、“圣”这5种道德价值寻找根据和说明;尤其是“以悳为天道”,把“悳”同“天道”、“天”、“天悳”结合起来,显示出了内在的悳又具有超越性的根源。李锐在《郭店简〈唐虞之道〉中出现的“性命”与〈庄子〉内篇早出的问题》一文中质疑唐钺先生和刘笑敢先生的一些观点。唐、刘二先生认为在《庄子》内篇中出现的一些单字概念,在《庄子》外、杂篇中组合成为了词,如性、命合成为“性命”等,据之认定《庄子》内篇早出。李锐根据新出土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篇出现的“性命”以及相关传世文献否定了这一说法。丁四新在《“察一”(“察道”)的工夫与功用——论楚竹书〈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的哲学思想》中对《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的核心概念作了考察。他认为,“察一”是对“察道”的深化和具体化,“察一”、“得一”与“守一”是一个连续的工夫过程。王博在《西汉竹书〈老子〉与严遵〈老子指归〉》一文中分析、讨论了西汉竹书《老子》与严遵《老子指归》在文本上的关系,并对《老子指归》所注释的《老子》文本和现存文本之间的关系作了考察。曹峰在《“玄之又玄之”和“损之又损之”——北大汉简〈老子〉研究的一个问题》中认为,北大简《老子》下经第一章的“玄之又玄之”和上经第十一章的“损之又损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史现象,两者有着必然的关联。“玄之又玄之”是一种不断减损、否定的工夫论,是朝着“道”的方向不断接近的过程。“玄之又玄之”和“损之又损之”更容易解释后世“双遣”说、“重玄”说产生的合理性。

 

  自上个世纪末与中国哲学史相关的出土文献不断问世以来,大量新鲜的材料使得古代哲学史的研究内容得以丰富,一些长期以来被人忽视的传世文献也再度进入学界的视野。出土文献为学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使得一些人在极度兴奋中显得有些忘乎所以,“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说法甚至见诸报端。随着简帛研究的深入开展,学者们日趋冷静,加之出土文献自身所存在的局限,更多的人认识到,目前的出土文献只是从局部上改写或补写了哲学史而已。近年来的高水平简帛研究论文大多是在一个个细微的局部丰富并充实了旧有的哲学史学术框架,这个框架依然建立在传世文献的基础上。若论对此框架的推翻和颠覆,还远远谈不上。在出土文献的研究中,由20世纪几代哲学学人所建构的“中国哲学史”的主要话题和概念,依然在场而且举足轻重。

 

  (二)《周易》及易学思想研究。《周易》的经传研究,历来是专家及学者研究的基础。刘大钧在《孔子与〈周易〉及〈易〉占》中认为,通过对新出土易学文献的研究,可以证明孔子与《周易》确实具有密切的关系。《要》篇“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反映了孔子从学《易》到精于《易》占的心路历程。周山在《〈周易〉卦爻辞三议》中认为,爻辞“或跃在渊”长期以来存在误读,需要重新解读。陈居渊在《“易象”新说——兼论〈周易〉原有〈象经〉问题》一文中,对古代典籍所载“易象”一名作了新的解读。认为所谓“易象”,仅是当时《周易》的另一种称谓而已,“易象”与今本《象传》没有直接联系。因传本《说卦传》之前三章见于马王堆帛书《衷》篇,故一些学者或据此认为《说卦传》原本无前三章,或认为《说卦传》形成于帛书《易传》之后。梁韦弦在《传本〈说卦传〉部分章节之间的联系》一文中否定了这一观点。吴国源在《〈周易〉本经爻辞“小”义新论》中通过对萃六三、噬嗑六三、蛊九三、屯九五等四条爻辞的全面讨论,进一步明确了“小”义在本经卦爻辞中的独立用例。王汐朋在《“太极”的概念及时间涵义》中认为,“太极”作为易学的基本概念具有深刻的时间哲学意蕴,其所内涵的“本原”和“无形”分别表示时间发生的可能和无时间的永恒境域,并统一为时间之源。

 

  对易学史及易学人物的研究,一直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林忠军在《论郑玄以〈礼〉注〈易〉方法》一文中认为,以《礼》注《易》是郑氏治易的重要特色。以礼解《易》是以与之相近和相通的古文献解读《周易》,这种方法能最大限度地再现《周易》文辞的真实意义或作者的固有意义。王新春在《易学视域下的象山心学》中认为,象山心学有着深层易学根基之支撑。金生杨在《论南宋合州阳氏易学》中认为,南宋合州阳氏易学反对章句义疏,而重在日用常行,讲求体悟,并于象数图书之学多有自得之见,折射出程朱理学在南宋晚期重践履、朱陆合流、易图学蓬勃发展等新动向。吴正岚在《焦竑〈易筌〉对吴澄易学的沿革及其学术史意义》中指出,明代焦竑《易筌》多引元吴澄易说,尤重视其中的象例和训诂,这与焦氏的推崇汉易学相表里。姜广辉在《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商榷》中认为,高亨治《易》既不讲象数也不讲义理,通解《易经》所立之论,表面看似有训诂学之根据,实则以文字训诂为包装,而作光怪陆离之论,故所得极少,所失极大。

 

  《周易》与宗教思想的关系近年来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有不少佳作问世。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李刚的《论〈周易参同契〉的“变形而仙”说》、邱高兴的《澄观华严思想的易学解释模式》以及杨平的《耶稣会传教士〈易经〉的索隐法诠释》等等。

 

  近几年的易学研究呈现出了新的面貌,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新出土文献对《周易》本经及早期的易学研究意义重大,相关研究成果频出,然而其中或缺乏有力的佐证,更多属于研究者的假说和猜测。因此,今后的简帛易研究方面应该建立在更科学更确证的基础上;二是传统的解经体例得到延续,近年来的易学研究佳作在继承经学传统上都可圈可点,但也有待于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创新;三是传统易学与当代哲学研究之间仍然比较隔膜并有待融合。不仅现代新儒家们的易学思想研究者甚少,运用传统易学资源来呼应当今世界发展所提出的研究主题者也很鲜见。

 

  (三)先秦诸子研究。就时代而言,先秦诸子的思想研究一直是成果最多的领域,最近几年也不例外。儒家思想作为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自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作为源头活水的先秦儒学自然备受研究者关注。庞朴在《说“仁”》中,从字形、字义及字源等方面梳理了儒学体系中最基本的范畴“仁”。陈卫平在《人道与理性:先秦儒学的基本特征》中,认为儒学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相结合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孟子和荀子吸收诸子思想的过程,这是儒学在百家争鸣中取得理论优势的重要原因。晁福林在《早期儒家政治理念中的“止民淫”与“见(现)民欲”——简本〈礼记·缁衣〉“上人疑”章补释》中认为,简本“上人疑”章所提到的制止“民淫”与体现“民欲”,是早期儒家政治理念的重要论述。李景林在《“民可使由之”说所见儒家人道精神》一文中认为,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绝非一种单纯为人君谋的统治之术,而是体现出了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和切实的人道精神的政治理念。王国良在《儒家贤能政治思想与中国贤能推举制度的发展》中认为,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对贤能政治的具体内容作出了充分论述,对当时的社会进步与人才解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乔清举在《论儒家自然哲学的“通”的思想及其生态意义》一文中指出,“通”是儒家自然哲学“究天人之际”的重要概念,通的范畴对于当今建立生态哲学具有重要意义。郭美华在《人性的顺成与转逆——论孟wO9Vv8cHCRjjeJaZ3jcRXJNfWLsiAagV4iOK4mTJMXA=子与告子“杞柳与杯棬”之辩的意蕴》中认为,杞柳与杯棬之间、人性与仁义之间,都不单单是“戕贼”(转逆或否定)的关系,也涵着“顺成”(肯定)的一面,是转逆与顺成的统一。陈少明的《仁义之间》通过对“仁”与“义”这两端关系的检讨,寻求对儒家对待恶或者说对待道德负面现象的态度的理解。陈立胜《子在川上:比德?伤逝?见道?——〈论语〉“逝者如斯夫”章的诠释历程与中国思想的“基调”》中对《论语·子罕》篇“逝者如斯夫”章的主题,进行了三种解读:“比德”的旋律是“向前的”,“伤逝”的旋律是“向后的”,“体道”的旋律是“前后相续的”。梁涛在《“亲亲相隐”与“隐而任之”》中认为学术界围绕“亲亲相隐”问题引发的讨论更多的是一场“立场之争”而非“学术之争”。他认为,对于“亲亲相隐”这一复杂的学术问题,辨明“事实”比作出“评判”更为重要,“立场”应建立在“学术”的基础之上。沈顺福在《孟子与“疑经”时代》中研究了孟子对待经典的反思、质疑与怀疑的态度和意识。东方朔在《荀子的“所止”概念——兼论儒家“价值优先”立场之证成》一文中认为,荀子之“所止”观念,一方面凸显和理论化了孔孟以来儒家的“价值优先”立场,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儒家纯知心灵之缺乏。丁为祥在《孟子“乃若其情”章试解》中认为,朱子、焦循、牟宗三对孟子的“乃若其情”一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理解差异主要是由于时代常识造成的。

 

  一直以来,道家思想的研究比起儒家思想研究的力量要薄弱一些,因为道家不如儒家那样代有传人、赓续不绝。但就人物本身而言,对于先秦时期的老子与庄子的研究却并不比中国历史上其他思想家为少,近几年的老庄道家研究也是如此。陈鼓应在《庄子论人性的真与美》中以性真为主题,论述了庄子学派的人性之真与美。赵汀阳在《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一文中质疑了“道可道非常道”的现代解读。他认为,“可道”应解为“可因循”,“道可道”的正宗含义是“有规可循之道”。罗安宪的《老子“虚心”说简论》讨论了老子“虚心”说所主要包括的三方面内容:虚民心、虚君心、为道者之虚心。马德邻在《古文“上”字的哲学蕴含——以〈老子〉文本为例》指出,《老子》中的方位名词“上”,以及以“上”所组词语的运用,表达了老子哲学深刻的形上意蕴,彰显出《老子》哲学不同于古代西方哲学的运思方法和独特的学术魅力。吴根友在《庄子〈齐物论〉“莫若以明”合解》中遵循戴震首创的“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广义语言学方法,以及“一字之义,当贯群经”的整体字义解释学方法,对“莫若以明”一句给出了新解。邓联合在《巫与〈庄子〉中的畸人、巧匠及特异功能者》中通过考察先秦巫文化的历史流变,并深入解析《庄子》的相关文本,认为其中的畸人和巧匠应与当时的民间巫者群体有密切关联,庄子思想深刻烙有或隐或显的巫魅印记。刘康德在《“游刃”与“凿”辨析》中讨论了“游刃”与“凿”这对意义相反的语素,并认为庄子褒“游刃”而贬“凿”并不是要抛弃毁绝“凿”,而是希望限制知识理性的负面作用。陈赟在《“浑沌之死”与“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中对《庄子·应帝王》无法脱离帝王政教史观加以解读。

 

  其他如墨家、法家、名家、农家等学派的思想,在近几年的成果也颇为可喜。这其中,郑杰文的《论战国墨家学派发展的四个阶段》、章启群的《论〈管子〉与邹衍学派——从占星学的角度看》、曾振宇的《“以刑去刑”:商鞅思想新论》、詹世友的《韩非“德”论的逻辑结构及其内部不自洽性——兼论韩非是否有德治思想》、江向东的《〈公孙龙子·指物论〉新诠》、高华平的《农家源流与楚国的农家学者》等文章都不同程度地拓展了诸子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四)宋明理学研究。近年来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主要的研究话题还是围绕着各大家而展开的,其中也不乏新见。陈来的《“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认为,皇极说是朱子政治思想的一个论述,也同时可以看作其哲学太极论的相关部分,在后世发挥了持续的影响。向世陵在《“性之本体是如何”——朱熹性论的考究》中认为,朱熹主张“性之本体”与“性”的“二性”和“继之者善”与“人性善”的“二善”说。性之本体是先天完具的仁义礼智,是实理,性兼理气而善专指理。弄清性之本体为何并由此去构筑其理论,是朱熹理学基本的考虑。金春峰的《对朱熹哲学思想的重新认识——兼评冯友兰、牟宗三解释模式之扭曲》认为,冯友兰、牟宗三以柏拉图式共相思想解释朱熹的心性和“格物致知”思想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别,并切削掉了朱熹哲学体系中与解释模式相矛盾的材料。谢晓东的《朱熹的“新民”理念——基于政治哲学视角的考察》认为,以《大学》的“新民”观念为中心,朱熹重构了儒家政治哲学,朱熹的新民理念为儒家政治哲学勘定了逻辑边界。乐爱国的《朱熹对张载“民胞物与”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认为,朱熹对“民胞物与”的诠释,强调尊重自然万物的特殊性,以实现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许家星在《朱子道统说新论——以孔颜“克复心法”说为中心》一文中认为,朱子明确提出的孔颜“克己复礼为仁”之“心法”授受在他的道统说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张汝伦在《朱陈之辩再思考》一文中指出,朱熹与陈亮的著名辩论在古人眼里是性命与事功之争,而到了某些现代学者那里,又成了功利主义儒家对正统儒家的挑战,然而西方的“功利主义”概念根本不适合用来指称陈亮的立场。

 

  张立文的《司马光的潜虚之学的价值》认为,司马光的《潜虚》一书是基于心思的理论思维,不仅合象数结构、义理解释、时空图式为一体,又摄天道与人道,和合形上与形下、价值理想与意识形态。魏涛的《张载〈东铭〉之思想史意义及其价值发微》认为,《西铭》与《东铭》之关系就是道德理想与道德实践之关系,且《东铭》与张载思想整体有着更加紧密的关联,它从强化心的环节入手将张载哲学赋予实践化的落实与担当。文碧芳在《程颢“识仁”之方辨析》中讨论了程颢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与为学宗旨“识仁”,程颢以“识仁”为方法的“新仁学”展示出一个人物天地相通不隔的宗教性境界,从而将孔子“仁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肖永明的《张栻〈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认为,张栻的《论语解》宗奉二程的特点十分明显,他的《论语》阐释表现出专注于阐发义理、追求义理连贯和意义圆通的特色。陈迎年的《良知的界限与匹夫的责任——王阳明圣贤有分说的法哲学阐释》认为,王阳明的圣贤有分说完全可以成就一种“匹夫道德”,让人们既尊重法律的平面化量化特质,又保有道德的立体自由独立性。贾乾初的《愚夫愚妇:平民儒学语境中的“人”——基于政治文化立场的考察》认为,泰州学派平民儒学使“愚夫愚妇”从一种抽象的指称走向具体,卓然挺立。但平民儒者强调的“愚夫愚妇”主体自觉从根本上说只是一种道德主体性自觉,并不能真正成为社会政治主体。张学智的《王夫之〈乾〉卦阐释的两个面向》认为,王夫之将乾所代表的主动性、根源性、健顺一体性与“道”会通起来,旨在建立一个健动、主有的本体,这是王夫之总结明亡教训,重建健动笃实的中国文化这一意向的鲜明体现。许苏民的《晚明西学东渐对王夫之政治哲学之影响》认为,王夫之政治哲学受到晚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权力合法性来源理论、权力制衡理论和法治学说的影响,至少在9个方面与西学有惊人的相通之处。陈明的《王船山〈洪范〉诠释中的政治思想》对王船山由天人关系问题着眼,对于《洪范》所蕴含的政治思想进行的深入发掘作了评析。

 

  (五)近、现代哲学研究。近年来的近、现代哲学研究,既有用新方法和新视角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全局出发对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所作的考察,也有对具体的哲学家及其思想的重新审视。宋志明的《论中国近代本体论转向》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家突破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选择了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模式,试图建构有近代色彩的本体论学说,对世界的客观性作出哲学上的解释。景海峰的《简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叙述方式》认为,作为现代学科形式的“中国哲学”,既不同于传统的经学或者子学,也不完全同于西方近代的哲学,而是综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容纳了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特点,在史与论、学与思之间经过复杂的融合与调适之后的结果。方克立的《从曲高和寡到主流话语——张申府“三流合一”思想的历史命运》对20世纪中国政治史和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张申府先生的思想作了研究。金岳霖作为分析哲学在中国的著名代表人物,却在1950年之后首先起来批判分析哲学。胡军在《论金岳霖对罗素哲学的批判——以〈罗素哲学〉一书为核心》中指出,金岳霖的批判基本出于理论上的自觉,这种转变来源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理论的接受。但金岳霖由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干扰,他的思想转变在理论上存在着较大问题。在建构道德存有论的过程中,牟宗三认为“觉他”的思维方式即是康德所说的智的直觉。杨泽波的《“觉他”的思维方式不是智的直觉——牟宗三的“觉他”与康德的智的直觉之关系辨析》一文质疑牟宗三的这一观点。李维武在《开辟现代新儒学走向生活世界之路——关于徐复观消解形而上学思想的再思考》一文中认为,徐复观所开辟的现代新儒学由抽象的形而上学走向现实的生活世界之路,体现了现代新儒学开展的另一种方向。杨少涵的《论冯友兰之中庸观》认为,冯友兰之中庸观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以普遍人生之现实欲望作为理论起点,二是其理性主义态度。方勇的《“新子学”申论》讨论了“新子学”与“新儒学”的三点不同,他认为“新子学”是探索当代学术发展方向的一种主张,着力思考的是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途径。

 

  (六)其他。有关中国哲学史的通论及方法论等方面,虽然转载的文章数量不多,但大都为难得一见的精品佳作。杨国荣的《具体的形上学》一文,以历史考察与哲学沉思的交融为前提,阐述了他的“具体的形上学”观念。他认为,与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的进路不同,“具体的形上学”以存在问题的本源性、道德的形上向度、成己与成物的历史过程为指向,通过考察存在之维在真、善、美以及认识、价值、道德、自由等诸种哲学问题中的多样体现,以敞开与澄明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李承贵的《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原则》一文总结了过去百余年理解、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大原则,即“返乡原则”、“开放原则”、“相契原则”。何中华的《“哲学”语义嬗变与“中国思想”属性》认为,西方现代哲学显示出了哲学的最高境界同逻辑及论证的分离之可能性和正当性,这一参照使我们有可能重新看待“中国思想”在达成“哲学”目标上的优长之处。苏德超的《中国有怎样的形而上学?——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认为,中西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并没有所谓的“中国形而上学”。这一结论,不会让我们落入西方中心论的陷阱之中。高瑞泉的《观念史何为?》认为,即使以单一的观念为对象,观念史也不能只叙述“观念单位”的编年史;批判的观念史关注来自文明史的多种因素,而谱系学方法和逻辑分析同样重要。黄玉顺《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认为,国学应有的基本特征就其性质而论,国学既非西方的“汉学”(sinology),也非原教旨的“经学”,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中国学术;就其作用而论,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或学说。

 

  此外,吾淳的《中国古代“天”观念与知识的关系》、李友广的《“俟时”与“用时”——先秦儒家与汉儒政治态度之比较》、何丽野的《从语境看董仲舒义利观的一段学案——兼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意识”》、康中乾的《裴頠“有”论在魏晋玄学中的思想贡献》等文章对中国哲学史的概念、命题及相关历史事件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和精辟的分析。

 

  二、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特点

 

  回顾《中国哲学》近年来的重点转载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着力于发掘古代哲学家们自身最关心的问题,力求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用iB/Okp+7fuuK5ZnwiWdJ+w==现代的哲学术语进行还原和解析。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们,更为注重的是哲学家本人的精神追求和生命体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哲学观念。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重建中国哲学自我认同的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哲学的特质逐渐得到彰显,“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也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与西方哲学以知识、真理、实体、共相等概念为核心话题的研究不同,中国哲学所探究的主题最后总是要落实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对存在或天道的体验上来。“天道性命”与“工夫实践”的探讨彰显着中国哲学的特色。因此,近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逐渐回归古代哲学的内在理路,力求还原哲学家自己的问题及语境。在保持自身固有特色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运用西方哲学的资源对中国哲学史进行恰当、贴切的诠释,仍然是我们现在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2)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渐渐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尤其是从儒家传统中挖掘现代社会治理可资借鉴的思想成为学者研究的旨趣。中国的规模,远远超出西方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其制度设计之复杂性是西方任何理论家也没有面对过的。而儒家传统在处理这样的巨大规模政治共同体之治理问题上有丰富和宝贵的思想资源。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儒家的理想政治形态,即王道政治及其现代意义的探讨;二是对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阐释,对儒家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的互动以及“民为邦本”、“尊贤任能”等理念进行的深入探讨;三是对儒家典籍中的政治智慧及历代思想家的政治哲学进行新的诠释。从研究的方法而言,有运用西学的资源,从权力的来源、权力的制衡与运作、公平正义以及社群主义等角度发掘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价值;也有以传统政治哲学自身的结构和脉络为基础,让传统的政治哲学话语体系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比如天命、王道、王权、仁政、民本,等等。可以想见,从心性之学走向政治哲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在内在理路上的应有发展。

 

  (3)中国哲学与生态文明的讨论日渐增多,如何挖掘中国传统思想的生态智慧,解决中国乃至世界面临的环境危机,成为学者关注的话题。中国古代哲学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但一直缺乏系统的梳理。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敬畏尊重、仁民爱物、中和并育、顺应自然等智慧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讨论,对儒家、道家生态观的相同及差异展开了辨析,并揭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意义。《周易》、《老子》、《孟子》等经典文本中的理念得到生态学的诠释,孔子、庄子、董仲舒、张载、朱熹、王夫之等人的生态伦理思想得到阐发。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们对于当前的生态失衡和社会危机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对传统生态智慧作了理论梳理,并从传统理念出发对现代生态问题作了尝试性解读。这是学者在面对现实问题时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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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日期:2021年07月29日 编辑:zx